2021年12月23日,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沈華浩/應頌敏團隊與浙江大學醫學院生物物理學系張巖團隊,共同在《Nature Chemical Biology》發表了題為Identification and mechanism of G protein-biased ligands for chemokine receptor CCR1的研究成果。該研究在國際上首次報道了人源全長趨化因子受體CCR1的精細三維空間結構,闡明了該受體的內源性配體識別與偏向性信號激活機制,為今后靶向CCR1受體的藥物研發奠定了基礎。
哮喘是全球常見的慢性疾病之一,患病率逐年增加。有數據顯示,哮喘在各個國家發病率為1-18%。全球已有哮喘患者逾4億人,我國20歲及以上哮喘患者人數已達4570萬。然而現有的治療策略下,哮喘的臨床控制仍不理想。因此,針對哮喘發病機制、病理過程以及新治療靶標的研究亟待突破。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—浙江省呼吸疾病診治和研究重點實驗室沈華浩/應頌敏團隊經過多年科研攻關,明確了趨化因子受體CCR1的激活在哮喘炎癥中的關鍵作用,首次提出CCR1及其配體是哮喘治療的新靶標。然而,近二十年來,所有針對哮喘治療的靶向趨化因子受體的小分子藥物開發,在臨床II期實驗中均告失敗。因此,從分子層面解析CCR1如何識別內源性配體并激活下游通路機制,對理解趨化因子-趨化因子受體相互作用及靶向該受體的新藥研發具有重大意義。
趨化因子受體CCR1屬于A類G蛋白偶聯受體(GPCR)。GPCR是人體中最大的細胞跨膜信號轉導受體和最重要的藥物靶標。據統計,近40%的FDA批準藥物以GPCR為靶點發揮藥效。浙江大學基礎醫學院張巖教授課題組長期從事GPCR信號轉導和結構藥理研究,解析了包括5-羥色胺受體(5-HT receptor)、多巴胺受體(D1R, D2R)、γ-氨基丁酸受體(GABAB receptor)等在內的多個重要藥物靶標的信號轉導機制。本研究中,沈華浩/應頌敏團隊和張巖團隊通力合作,成功解析了CCR1及其G蛋白復合物的高分辨率冷凍電鏡結構。結合基于結構的功能研究和計算機模擬結果,本研究還首次闡述了Tyr7.43在GPCR的配體識別和信號轉導中的關鍵作用。
炎癥狀態下,人體內金屬酶的分泌增加,會切割趨化因子CCL15的N端氨基酸,形成多種N端長度不同的CCL15。在該研究中,科研人員發現:N端長度不同的CCL15可以激活受體CCR1產生不同的下游信號。根據下游信號和N端長度的不同,他們CCL15因子分為三類——CCL15L、CCL15M和CCL15S(圖1)。這三類CCL15激活CCR1后產生相似的G蛋白信號,但CCL15S激活β-arrestin信號通路的能力顯著弱于CCL15L和CCL15M,即發生了偏向性信號轉導。
為了探究該現象發生的機制,研究團隊采用單顆粒冷凍電鏡技術,首次解析了三個高分辨率的趨化因子受體CCR1與Gi蛋白的復合物結構(2.6~2.8埃):分別是結合CCL15L、CCL15M和未結合配體的CCR1受體信號轉導復合物結構(圖2)。
分子動力學模擬結果同樣證明,受體結合口袋內的氨基酸構象與受體的胞內區動力學特征存在關聯。具體來說,參與識別下游效應蛋白的TM1、TM7 和H8的胞內區構象在不同配體形式下游明顯差異,影響了CCR1對β-arrestin的招募和信號激活。
有趣的是,研究者對所有人類GPCR進行序列比對,發現Tyr7.43在90余種A類GPCR中高度保守,如阿片類受體(μOR, κOR)、血管緊張素受體(AT1R)等。偏向性信號轉導機制的研究對于靶向GPCR的藥物發現有著重要意義:G蛋白和β-arrestin信號通路通常具有不同的生理功能和藥理學應用,特異性激活或抑制某一條信號通路可以有效避免藥物副反應,獲得高活性低副作用的理想化合物。例如阿片類受體μOR的G蛋白偏向性激動劑TRV130,被證明具有與嗎啡相似的止痛功效以更低的副作用,已獲得FDA批準上市。因此,該研究系統探索了Tyr7.43位點在受體響應外部信號激活中的作用,為未來靶向GPCR的偏向性藥物發現指明了道路。